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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拖家带口的东普鲁士人。随着苏军战线不断逼近，1945年初，在最后一刻，在刺骨寒冷中，数十万东普鲁士居民踏上了向西的逃亡之旅。大多数人只能带走少量家当，而其中的许多也在途中失落。面对溃退中的德军，这些绝望的人几乎得不到任何援助。
注：本文译自《Militar & Geschichte 2026 Nr. 2》P10-P23，由克劳斯-于尔根·布雷姆博士（Dr. Klaus-Jürgen Bremm）所著的《Ein Abschied für immer – Flucht aus Ostpreußen 1944/45》。
拓展阅读：
弃民而战——1944至1945年的东普鲁士疏散（上）
弃民而战——1944至1945年的东普鲁士疏散（下）
早在东普鲁士遭遇那场大灾难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当地的德国人就已隐隐感到自己身处一块注定失守的前沿阵地。原因在于1919年生效的《凡尔赛条约》，它切断了这片土地与德意志本土的陆路联系。
农民依旧像往常一样耕种田地，但无论是在埃姆兰（Ermland）的奎泰嫩（Quittainen）庄园这样的贵族之家，还是在别处，人们在添置新物件时总会半开玩笑地说，也许这些什物将来会让俄国人来享用。
希特勒的战争一度又将东普鲁士变成了一座幸运的孤岛。即便在西线的德国城市正被盟军的航弹风暴吞没时，这个偏远的行省暂时仍免于战火的侵扰，许多帝国腹地的孩子也被疏散到看似安全的东普鲁士。
直到1944年夏天，来自因斯特堡（Insterburg）的医生汉斯·莱恩多夫伯爵（Hans Graf von Lehndorff）仍在描述他那片东普鲁士故乡所展现出的神秘而繁盛的景象。
然而，1944年8月底，当英国和加拿大的轰炸机首次袭击柯尼斯堡时，所有人都已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两次英军空袭夺走了5000名柯尼斯堡市民的生命，许多在市中心失去家园的居民被经皮劳向西疏散。而那座拥有位于克奈普霍夫（Kneiphof）岛上的砖砌大教堂、四百年历史的大学，以及如画般的港口仓库的古老的普鲁士柯尼斯堡，至此不复存在。
骇人的前兆。1944年10月的内默斯多夫（Nemmersdorf）屠杀，让人预感到整个东普鲁士将面临怀着复仇之心汹涌而来的苏军所带来的命运。
指望斯大林的士兵手下留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家园曾被德军肆虐了整整三年。1944年10月，苏军第一次突入东普鲁士的攻势虽然还能被德军击退，但内默斯多夫居民的惨烈命运也随之传开，当地多达30名被苏军士兵杀害，这一事件被纳粹宣传机器塑造成煽动全民死守的警钟。
东普鲁士剩余平民的疏散被东普鲁士大区长官兼帝国国防专员科赫坚决否决。他无视德军的建议，反而下令在边境前沿开挖战壕。作为"元首"的忠实骑士，出身威斯特法伦的科赫在1944年10月22日宣称，德国的土地可以被摧毁，德国的男人可以埋葬在自己村庄和城市的废墟下，但祖国的国土绝不能拱手让出。凡是私自离开或准备撤离的人，都被视为逃兵和叛徒。而一项代号"柠檬蝶（Zitronenfalter）"的秘密计划，只允许转移东普鲁士的机器和设备。
一、国境洞开
然而，1945年1月中旬，当苏军从华沙的维斯瓦河桥头堡发起突围，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首批坦克越过戈尔达普（Goldap）和施塔卢普讷（Stallupönen）的旧帝国边界时，东普鲁士民众对此毫无准备。中央集团军群（自1945年1月25日起改称北方集团军群）的防线迅速被击穿，整个地区被苏军席卷而过。
1945年时，已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坦能堡"，代号"柠檬蝶"的行动也从未付诸实施。学校纷纷关闭，在阿伦施泰因（Allenstein），校长甚至还有时间在1月17日向教师和职员道别，说是只离开14天，而且还有不少人真的相信了。
1945年1月，东普鲁士地区态势。红色区域为苏军控制区，蓝色区域为德军控制区。红色虚线为1945年1月13日的战线，红色点线为1945年1月26日的战线。1945年1月中旬，苏军迅速突破德军防线、切断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联系，东普鲁士由此陷入孤立。
所有"死守到底"的口号此刻都已变得一文不值。现在终于要开始疏散东普鲁士居民了，但统治当局几乎已无力提供任何支援。许多家庭的顶梁柱甚至在最后一刻还被征入国民突击队，只能在暴风雪中带着老旧的意大利步枪和区区二十多发子弹，踏上通往早已失守的战壕的绝望之路。
即便在东普鲁士的乡村和小城镇中勉强形成了一些逃亡车队，也往往会受到统治当局和德军的阻挠，因为部队调动的优先程度被置于一切之上。
混乱的场面。德军士兵与难民在临时搭建的渡口向西过河，平民若能平安抵达对岸已属万幸，因为撤退中的军队早已炸毁了身后的许多桥梁。
有时，一些走散的孩子或是病人还能侥幸搭上伤员列车，比如来自赫尔佐格绍（Herzogsau）的11岁男孩奥托·卡尔科夫斯基（Otto Karkowski）和他的妹妹埃丽卡（Erika）。在一次空袭中，他们与家人失散，辗转来到莫伦根（Mohrungen）车站，一名富有同情心的随车军官把他们藏进一台即将出发的蒸汽机车煤水车的煤堆里。
这是穿越维斯瓦河的最后一班列车，就在这趟列车通过之后，位于迪尔绍（Dirschau）附近的那座老桥立刻被炸毁。两个孩子暂时得救了，但他们仍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苦难之旅。他们穿越了后波美拉尼亚（Hinterpommern），四周之后，才以饥肠辘辘的状态抵达位于斯维内明德（Swinemünde）附近的齐姆达尔泽（Zimdarse）的亲戚家。
来自奎泰嫩的登霍夫（Dönhoff）家族，也在1945年1月中旬，带着庄园里的所有人和佃户家属，踏上了"离开这片应许之地与家园，走向黑夜"的逃亡之路。
玛利昂·登霍夫女伯爵（Marion Grafin Dönhoff）在她1962年的回忆录《无人再提及的名字（Namen die keiner mehr nennt）》中写道："在最后一顿晚餐之后，我们将餐具和银器留在桌上，最后一次走出家门，却没有上锁。那时候是午夜。"公路和铁路都被德军部队的调动占用，而其余的道路则结冰如镜，人满为患。
在刺骨的严寒中，孩子、老人和病人常常被迫在车上熬上数小时，甚至在第一夜就被冻死。逃亡的队伍几乎无法前进，各条小路上不断有新的车马汇入，使局势更加混乱。
奎泰嫩车队中的不少人最终失去了勇气，想要掉头回去。他们说："与其落到俄国人手里，不如回到家里。"他们劝女伯爵独自继续前行，因为作为贵族和庄园主，她在康米党人的手中几乎不可能得到宽恕，而他们自己，大不了将来为俄国人挤奶和收割粮食。
二、秩序瓦解
然而，东普鲁士人对于新主人的宽恕所寄予的希望，被证明是一个残酷的错误。苏军在东普鲁士的暴行，甚至比纳粹宣传者所能描绘的还要可怕。
尽管莫斯科当局并没有下达明确的命令，但这些暴行源于一支在长达三年的战争与暴力中彻底失去约束的士兵群体，而当地的指挥官既反应迟缓，又缺乏坚决制止的意志。于是，像马祖里亚地区（Masuria）的舍恩瓦尔德（Schönwalde）这样的村庄被整片抹去，留下来的居民被杀害或是掳走，妇女则惨遭连续多日的蹂躏。仅根据联邦档案馆保存的目击者报告，在战后就统计出了3300起类似的事件。
躁狂暴虐的胜利者，甚至没有在医院前停下脚步。在阿伦施泰因附近的科尔陶（Kortowo），苏军士兵杀死了仍滞留在当地战地医院里的所有人。
这家医院原本是一所精神病院。无法转运的病患和伤员、护理人员、医生，以及前来避难的科尔陶居民，全都被苏军不加区别地枪杀、用刺刀捅死，或用喷火器烧死，所有建筑也被点燃。根据后来发掘出的遗骸推算，遇难者约有500人。
伴随"虎"式坦克赶到的德军正在查看一处被苏军无情碾过的难民车队残迹，德军很少能为难民提供任何援助，更遑论保护难民。
即便戈培尔的宣传机器不断念叨着"布尔什维克野兽"，也无法永远掩盖这样一个事实 —— 在崩溃的边缘，纳粹政权仍在利用它日益缩小的权力空间继续施暴。
大约1.2万名主要是犹太人的囚犯，从塞拉彭（Seerappen）、耶绍（Jesau）、海利根拜尔（Heiligenbeil）和盖尔道恩（Gerdauen）的SS营地被押送到柯尼斯堡，再转往帕尔姆尼肯（Palmnicken）的死亡行军细节，直到半个世纪后，才由当年的青年团成员马丁·贝尔高（Martin Bergau）在《琥珀海岸的男孩（Der Junge von der Bernsteinküste）》（1994）一书中揭露。
据其记载，这些被严寒逼迫的受难者多为来自波兰、白俄罗斯或匈牙利的妇女，他们被送往萨姆兰（Samländ）半岛的帕尔姆尼肯，准备在当地琥珀矿井的旧坑道中被活活封死。SS试图以这种方式消灭所有目睹其罪行的证人。
早在从柯尼斯堡向海岸行进的途中，SS押送部队就将数千名因饥饿和极度疲惫而在严寒中倒下的囚犯当场射杀。抵达帕尔姆尼肯后，由于矿山主管以坑道需要用于城市供水为由，反对SS的屠杀计划，SS人员、托特组织成员以及当地的青年团成员，便将约3000名幸存者沿着海滩向西驱赶，并分成一个个被不断隔离的小组逐一枪杀。只有极少数受难者被误以为是已死的囚犯，他们靠着在海水中一动不动漂浮，侥幸躲过了这场大屠杀。
战后，苏方对这一事件只进行了敷衍的调查，最终受到判决的只是周边村庄的几名青年团成员，而真正的主要凶手则已逃往西方。直到1960年代初，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检察机关重新展开调查，并在1965年1月逮捕了被认为是主要责任人的SS上士弗里茨·韦伯（Fritz Weber）。但不久后，这名被告就在基尔的牢房中自杀身亡。
三、故土远去
回到1945年春天。当东普鲁士陷入一片暴力狂潮之时，玛丽昂·冯·登霍夫经过三天的骑行，抵达了迪尔绍的维斯瓦河。在她的眼中，那里的城镇与周边的景致，仿佛成了一座巨大的露天舞台，宛如《华伦斯坦的军营》："人挤着人，身着各式奇异的服装。"
然而，苏军已经进入她刚刚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庄，那座大型铁路桥也即将被炸毁。河谷中还有数百名难民在等待渡船，但渡船一次最多只能载十辆马车，而且过河至少需要十五分钟。能够渡过维斯瓦河的人，还必须继续穿越寒冬中的后波美拉尼亚，继续向西逃去。
玛丽昂·冯·登霍夫一路超越了数百辆勉强渡过河流的马车，在小路上从一队队逃亡的法国战俘身旁策马而过，他们把仅有的家当装在自制的雪橇上，在雪地中拖行。在无尽的白色荒原里，这些可怜人宛如拿破仑"大军"苦涩撤退中的残兵败将。
经由还住着俾斯麦宰相一位儿媳的瓦尔钦（Varzin）庄园，女伯爵在数周后抵达了施泰丁（Stettin）的奥得河，却并未获得她期盼中的安全。苏军已在河西岸建立了桥头堡，她只得继续穿越乌克马克（Uckermark）地区，在三天中骑行了150公里。最终，当她成功抵达威斯特法伦的温瑟贝克（Vinsebeck）投奔亲属时，春天已经到来。
而对来自该东普鲁士省东部的逃亡车队而言，局势已急剧恶化。1月23日，苏军坦克前锋切断了通往德国腹地的铁路。两天之后，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部队又在埃尔宾（Elbing）以北抵达了弗里施潟湖（Frischen Haffs）的岸边。
东普鲁士就此被隔绝，来自东部地区的难民车队只剩下走海路，或是冒险穿越结冰的弗里施潟湖这两条出路。从海岸到弗里施沙嘴（Frischen Nehrung）只有8公里的距离，那是一条狭长的沙洲，北端几乎延伸到皮劳（Pillau），西端则经施图特霍夫（Stutthof）通向维斯瓦河口，再往前就是但泽（Danzig）。
冰面脆弱易碎，白天，苏军飞机在难民队伍的上空盘旋投弹。无数残骸，被丢弃的家当，以及一具具遗体，为难民们标出了一条骇人的逃亡之路。
东普鲁士的最后一战。1945年2月至5月，东普鲁士被分割为数个包围圈并被逐步压缩，在陆路完全切断的情况下，皮劳、但泽与黑拉（Hela）半岛成为难民与德军唯一的海上撤离出口。
1月30日，在融化的冰面上完成这段逃亡路途的最后一批人中，有来自被疏散的梅梅尔（Memel）地区，年仅11岁的京特·克罗普（Günter Kropp）一家。他们从罗西滕（Rositten）出发，经由库尔施沙嘴（Kurische Nehrung）和萨姆兰半岛抵达海利根拜尔：
"木桩堤坝只延伸到冰面上几百米，能看到岸边的冰已经在融化。每一辆车都必须与前一辆保持五十米的距离，很快我们就已经站在齐踝深的水里了。
天黑了，我们看不见前方的危险。如果前面突然出现一个洞，往往人已经陷进去了一半。妈妈曾一度提着灯笼走在前面探路，后来又和姨妈轮流交换。"
清晨，克罗普一家人终于抵达了弗里施沙嘴的岸边，但这里的冰已经融化出近30米宽的水带，他们只能靠拼命挥鞭抽打，让筋疲力尽的马匹硬生生趟过水面，才得以登上海滩。
但即便越过了维斯瓦河，难民们依然远未脱离危险。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海军的船只上，他们航行的目标是施泰丁，但船位却极为有限。
1月30日，原"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KdF）"组织的客船威廉·古斯特洛夫号（Wilhelm Gustloff）在戈滕哈芬（Gotenhafen）绝望地满载出航。那些被留在码头上的人，比如来自柯尼斯堡的9岁男孩埃德蒙·费尔纳（Edmund Ferner），反而可以说是幸运的，因为在施托尔普明德（Stolpmünde）附近，这艘灯火通明、缓慢航行的船只，被一艘苏联潜艇发射的三枚鱼雷击中。
这场海难可能夺走了约9000人的生命，只有约1000名乘客在剧烈倾斜的船体中得以登上救生艇，而冰冷的波罗的海几乎不给落水者任何生还的机会。
十天后，原本的豪华客轮施图本号（Steuben）在2月9日从皮劳载着4500人出海，也在几乎同一海域被鱼雷击中沉没，只有659名难民幸存。
在距离战争结束仅三周的4月16日，戈亚（Goya）号的沉没又夺走了6600条生命。这艘前挪威货船在黑拉半岛外的波罗的海中被两枚鱼雷击中，仅用七分钟便沉入海底，在那仅有3摄氏度的海水中，只有176名遇难者获救。这一系列的海难，共造成两万多名难民丧生。
难民在皮劳港登船，而笨重的物品则被丢下。直到1945年3月，但泽一带仍在德军手中，当地港口得以继续用于撤离。
尽管损失惨重，海军仍在三个月内经由但泽、戈滕哈芬和皮劳，通过波罗的海撤出了约45万名东普鲁士人，这一人数接近全省人口的五分之一。4月15日，在最后几艘出航的船只之一上，来自马祖里亚尼德湖（Niedersee）的8岁男孩弗兰克·马丁·阿利斯（Frank Martin Allies），与他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一同离开了皮劳港。
傍晚时分，西方的落日映照在海面上，城市与海岸渐渐在身后消失。一名难民在船尾甲板上开始唱起《再见了，我亲爱的故乡（Nun ade, du mein lieb Heimatland）》，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加入进来，很快，歌声盖过了船上的一切杂音。
在那片毁灭之中，这是一个格外庄重而平静的时刻。即使80年过去，这段记忆依然让阿利斯不寒而栗。
一周后，皮劳投降，而柯尼斯堡的守军早在1945年4月9日就已放下武器。但这场东普鲁士灾难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却成功逃脱。
4月24日，东普鲁士大区长官科赫乘飞机离开他所管辖的行省，经由黑拉半岛乘破冰船抵达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并在那里潜伏了四年，直到被流亡者认出并向盟军告发。科赫随后被英国人引渡给波兰共和国，并于1959年被判处死刑。
不久之后，这一判决被改为无期徒刑，科赫在马祖里亚的瓦滕堡（Wartenburg，今波兰的巴尔切沃[Barczewo]）监狱度过了余生，这那正是他曾如此冷酷背叛的那片土地。1986年，科赫在狱中去世，终年90岁。而他所宣传的那些"战至毁灭"的疯狂理念，在1944至45年冬天，夺走了超过30万人的生命，相当于东普鲁士人口的约12%。
四、"不幸中的万幸" - 现年90岁的埃德蒙·费尔纳在1945年初随家人逃离东普鲁士，期间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本文作者克劳斯-于尔根·布雷姆博士对费尔纳进行了采访。
采访者：克劳斯-于尔根·布雷姆博士。军事历史学家，发表过大量军事史著作。
受访者：埃德蒙·费尔纳。生于1935年，现为退休教师，居住在费马恩岛（Fehmarn）的布尔格（Burg）。他已14次重返故乡，并作为东普鲁士同乡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分会成员，参与了包括柯尼斯堡大教堂重建在内的多项工作。
布雷姆：费尔纳先生，当时，作为一名九岁的孩子，您在1944至45年亲历了东普鲁士的覆灭。在这场灾难开始时，您和家人住在哪里？
费尔纳：我的家族已经在柯尼斯堡生活了好几代。1944年夏天，我和母亲住在马祖里亚，当时我们早在1943年底就被疏散到了那里。和前一年一样，我们先在柯尼斯堡的家中住了几天，然后又到库尔施沙嘴的克兰茨（Cranz）和尼道（Niddau）待了两个星期。除了父亲在1941年于俄国阵亡之外，直到那时，我们几乎没有真正感受到战争的存在。
布雷姆：但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
费尔纳：可以这么说。1944年8月底，我们在柯尼斯堡的公寓里时，遭遇了英加轰炸机的空袭。我们原本以为他们投下的会是燃烧弹，结果一枚高爆炸弹击中了我们的大楼，因为附近有一座连接柯尼斯堡中央车站和北站的帝国铁路桥。
我和我的母亲，连同另外11名住户被埋在了地下室里，在黑暗中熬了好几个小时。石灰不断从天花板掉下来，呛得我眼泪直流，呼吸越来越困难。女人们祈祷或是哭泣，已经没有人指望还能获救。
但在十多个小时后，两艘正在柯尼斯堡席绍船厂（Schichauwerft）检修的潜艇上的水兵把我们挖了出来。当我再次见到天光时，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同样获救的邻居，她在一楼开着一家牛奶店，空袭前还满头黑发，如今却一夜之间全白了。我起初以为她的头发沾上了石灰，但母亲告诉我，她是在地下室里被吓白了头。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个说法，可在那一刻，这件事情却真的发生在了她的身上。
布雷姆：后来，您和母亲先回到了克罗考（Krokau）？
费尔纳：是的，但我们也没待多久。1945年1月中旬左右，我的姑妈派了一名摩托传令兵从柯尼斯堡赶到克罗考，让母亲尽快去找她，因为苏军已经越过了边界。
一位农民用马拉雪橇把我们送到8公里外的泽堡（Seeberg）火车站，那里还有一趟开往柯尼斯堡的客车在等。过了一会儿，列车真的进站了，但最后两节车厢正在燃烧，据说是游击队放的火。那两节车厢立刻被解挂，我们终于得以出发。
不幸的是，我们的旅程在津滕（Zinten）这个枢纽站就被迫中断，因为通往柯尼斯堡的铁轨已经被炸毁。我们绝望不已，但母亲的一位同学帮了我们。他是一名少尉，要用卡车把一车炮弹运往柯尼斯堡。就这样，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搭上了他的车，于当晚抵达了目的地。祖父安排我们和外祖母一起登上一艘小船前往戈滕哈芬，1月30日，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僵在那里向西起航。祖父当时在席绍船厂工作，他替我们弄到了三张船票。
布雷姆：在戈滕哈芬，您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费尔纳：是的。我们终于到了戈滕哈芬，几个小时后，就站在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舷边。原本我们也想登船，但船上早已挤得水泄不通，船长不得不亲自在舷梯上把不断涌上的难民挡回去。我们三个人只能心情沉重地看着那艘满载数千人的客轮驶离港口。
但还有其他船只，第二天我们就在一艘开往斯维内明德的运煤船上找到了位置，还有两艘鱼雷艇或是扫雷艇为我们护航，因为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被苏联潜艇击沉的噩耗已经传开。我很久都无法摆脱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念头 —— 如果前一天，我们真的上了那艘船，会发生什么……我们又一次在不幸中走了好运，躲过了史上最大的海难。
布雷姆：您后来平安抵达了斯维内明德吗？
费尔纳：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靠运气捡回了一条命。我们在斯维内明德车站寻找一趟向西开的列车时走散了，当时，我的母亲朝一个方向去找，而我和外祖母则去了另一边。
那时的列车早已没有固定时刻表。我们刚刚发现一列伤员运输列车，正在寻找随车军官，突然间，一架低空攻击机不知从哪里掠过轨道，向我们扫射而来，子弹几乎擦着我和外祖母飞过。那列伤员车厢却被击中并起火，那里成为了一座真正的地狱……士兵们惨叫着拼命想爬出车厢，许多被截去双腿的人却再也无法逃出，后来只能窒息或是半身烧焦地躺在铁轨间。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
五、拓展阅读
危机中的东普鲁士
在普鲁士-德国的历史中，东普鲁士无疑占据着特殊地位。其首府柯尼斯堡自1701年起既是历代普鲁士国王的加冕之地，一个世纪后又成为对抗拿破仑解放战争的出发点。然而，这片霍亨索伦王朝最东端的省份始终受到强邻的威胁。波兰、瑞典，乃至最终的俄国，都把这里视作一块诱人的猎物。
七年战争期间，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军队进军几乎没有驻军的东普鲁士时，侵占者甚至被当作朋友欢迎，柯尼斯堡还为他们敲响了教堂的钟声，令腓特烈大帝大为恼怒。
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情况已截然不同。钟声再度响起，而这一次却成为了警报——沙皇的军队出乎意料地沿着普雷格尔河和阿勒河推进，哥萨克骑兵焚毁了三万多处农庄和房屋。俄军一度占领了东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地区，直到1915年2月才被彻底赶出德国领土。在此之前，全省250万居民中，有三分之一被迫背井离乡，越过维斯瓦河逃亡。近1.5万名东普鲁士人被俄军掳走，其中三分之一再也没有回来，另有1500人被占领军以间谍或是破坏分子的名义处决。
军队至上
在大区长官科赫的那不负责任的政策将东普鲁士的人民抛弃之后，当地的德军部队也无意填补统治当局留下的空白。
1945年3月，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份报告坦率承认，四散撤退的部队无情地把逃亡的平民挤下道路，而且今后也只能如此。车辆、燃料、人手，尤其是时间的匮乏，已到了绝望的程度。除了个别违抗命令的军官和士兵采取了零星的举措，比如从即将被放弃的仓库分发粮食，为难民提供住处，或是允许有限程度的搭载，陆军几乎没有为难民提供任何有组织的逃亡援助。
海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尽管邓尼茨在战后和服刑期间多次吹嘘，拯救东部省份的居民是他的首要任务，但他在1945年春发布的命令却与他的说辞完全不同。由于煤炭储备紧张，运送难民的任务长期被排在最末位。1月21日发布的"汉尼拔命令"规定，难民最多只能占客运名额的五分之一。直到5月1日的广播讲话，成为希特勒继任者的邓尼茨才终于改口转向，下令释放原本为潜艇保留的煤炭。到了5月8日，确实又有12万人从波罗的海沿岸最后的桥头堡被撤走，但其中的难民数量还不到6000人，在此之外，仍约5万人被遗留在弗里施沙嘴和黑拉半岛。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是一艘长达208米的前邮轮，自战争爆发以来，它被用作潜艇部队的住宿船。1945年1月30日中午过后不久，这艘船从戈滕哈芬起航，驶向基尔，船上载着一万多人，其乘客包括士兵、国防军女性辅助人员以及数量不明的平民。
63岁的船长弗里德里希·彼得森（Friedrich Petersen）选择走外海航线，但航速只有12节，而不是该船可达到的15节，这使古斯特洛夫号容易遭到潜艇攻击。在收到有一支扫雷舰队迎面驶来的报告后，彼得森在入夜时打开了航行灯。
在施托尔普明德（Stolpmünde）附近，发现这艘巨大航船的不是扫雷舰，而是苏联潜艇S-13。S-13的指挥官亚历山大·马里涅斯科（Alexander Marinesko）将其误认为一艘兵员运输船。21时15分，他在700米外发射了4枚鱼雷，其中3枚命中目标，古斯特洛夫号在数分钟内沉没。
由于船体迅速倾斜，古斯特洛夫号的22艘救生艇中，只有少数被放入水中。护航的鱼雷艇狮子号（Löwe）救起了470人，随后赶到的鱼雷艇T-36又救起564名幸存者，其中就包括船长本人。弗里德里希·彼得森在此后又活了15年。
"对德国人的仇恨"
来自卡尔斯鲁厄（Karlsruhe），于1936年出生的弗兰克·马丁·阿利斯这样回忆他的逃亡：
"4月15日，我们离开皮劳后，这些难民在公海上通过一条舷梯转乘到拉普兰号（Lappland）上。那是一艘医院船，我至今还记得从船舱里传上来的刺鼻气味和伤员的惨叫。拉普兰号必须驶向哥本哈根，当时战争尚未结束，那座城市仍由德军占领，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已经有英军了。
我们先是和大约1000名难民一起被安置在皮勒大街（Pilleallee）的一座网球馆里。几天后，丹麦人接管了那里，把我们送进了难民营。食物很少，我最小的弟弟当时才一岁多，被他们活活饿死，死亡证明上也写着死于营养不良。当时人们对德国人的仇恨之深，连小孩子也无法幸免。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辗转在六个丹麦战俘营里，被铁丝网围着关了整整三年半。我们长期挨饿，我和幸存的弟弟常常去附近的垃圾堆里翻找能吃的东西。1948年10月，我们终于获准回到德国，先去了阿尔萨斯，因为我父亲最后住在施莱特施塔特（Schlettstadt）的一家军医院。后来我们到了普法尔茨的松德海姆（Sonderheim）。
[…]后来，我在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做到了管理层，我的孩子们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女儿在伦敦，一个儿子甚至在香港，但东普鲁士仍是我的故乡。
我年纪越大，就越对它难以割舍。当然，我接受这片土地已经失去，也知道德国人并非无辜。但我心中对于那片辽阔土地的记忆，那些独特的气息，触手可及的蓝天白云，冬日里结冰的湖泊，依然鲜活无比。那是一种我在别处再也没有体验过的深沉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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